纪检监察机关近期发布的通报显示,随着行贿手段花样翻新,一些行贿人将贿赂行为冠以“人情往来”之名,搞“明礼暗贿”“形礼实贿”“礼贿不分”。变味的“人情往来”,成为针对领导干部、公职人员的行贿手段。
【资料图】
变味的“人情往来”,大开权钱交易之门,污染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,必须进行有力整治。如何区分馈赠与行贿、收礼与受贿之间的界限?如何对披着“人情往来”外衣行权钱交易之实的贿赂犯罪行为予以坚决打击?记者进行了采访报道。
浙江省三门县纪委监委针对隐藏在所谓“人情往来”背后的腐败问题,对相关案件加强分析研判,深挖细查利用吃喝送礼搞利益交换、请托办事等问题。图为该县纪检监察干部在调查核实相关问题线索。陈昌晖 摄
行贿手段花样翻新,披着“人情往来”外衣行权钱交易之实
“真是悔不当初!”留置期间,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公安局原二级警长黄向阳追悔莫及。
黄向阳与成都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吴某从小一起长大,又是高中同班同学,经常相互走动。每逢红白喜事,两家均有人情往来。然而,随着黄向阳职务升迁,彼此交往逐渐变味。
2018年5月,黄向阳在担任金湖县公安局黎城镇派出所教导员期间,利用工作关系形成的便利,就吴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,向案件承办人员说情打招呼,在案件事实认定等方面为吴某提供帮助。为表达对黄向阳的感谢,吴某专程从成都赶回金湖,以好久未见为由邀其聚餐,饭后对黄向阳说:“你外孙女马上一周岁了,专门从成都带给她一套金手镯。”黄向阳客气一下就收下了这套价值3.2万元的礼品。黄向阳还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题,2021年12月被“双开”,2022年4月因犯受贿罪、单位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,缓刑一年。
浙江省玉环市纪委常委蔡永光告诉记者,近年来,行贿者为规避违法犯罪风险,手段日益花样翻新,披着“人情往来”外衣行权钱交易之实,逐渐成为当下行受贿犯罪典型类型之一。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主任章明分析,借“人情往来”之名行贿赂之实,身份关系上,双方一般以亲戚、同学、老乡、朋友等私人关系为外在形式进行往来;时间场合上,一般在传统节日如春节、中秋节期间或民间风俗如红白事、升学、乔迁等时候收送;类型主要包括收送贵重礼品、消费卡、红包等。
杭州市上城区纪委监委第三纪检监察室副主任彭伟分析,披着“人情往来”外衣的行受贿花样繁多,总体分以下几种类型:一是节日问候型,逢年过节赠送礼金礼卡或价值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的名贵烟酒、特产、首饰、收藏品等;二是关心家庭型,借口孩子升学留学、家属患病治疗、家庭买房买车等收受贺礼、慰问金及“借款”,或长期“借用”行贿人住房、车辆;三是提供渠道型,行贿人以帮忙投资、合伙做生意为由,向受贿人提供所谓“投资渠道”,以利息、收益为名进行利益输送。
正常往来与以“人情往来”之名行贿赂之实有着本质区别
实践中,“明礼暗贿”“形礼实贿”“礼贿不分”屡见不鲜,有的行贿人将贿赂行为冠以“人情往来”之名,试图模糊馈赠与行贿、收礼与受贿之间的界限。事实上,正常往来与以“人情往来”之名行贿赂之实有着本质区别。
据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《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》第10条规定,贿赂与馈赠的界限主要结合以下四方面综合判断:(1)发生财物往来的背景,如双方是否存在亲友关系及历史上交往的情形和程度;(2)往来财物的价值;(3)财物往来的缘由、时机和方式,提供财物方对于接受方有无职务上的请托;(4)接受方是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提供方谋取利益。
湖北省沙洋县纪委常委、监委委员郑娟娟分析,正常往来建立在感情基础上,不附带条件,与非正当利益无任何联系;受贿行贿则是基于受贿者的职务、社会地位,或者利益关系而产生的权钱交易。彭伟称,以“人情往来”之名行贿赂之实,一般符合以下特征,即人情不纯粹、数额不正常、往来不对等,这些特征也正是区分正常往来和行受贿违法犯罪的关键所在。
“撕开‘人情往来’的面纱,关键在于正确区分权与情。”浙江省台州市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主任吴汮晟说,一是判断双方关系是否具有对等性,正常往来多发生在血亲、姻亲、同事等特定关系之间,双方以血缘、感情为基础,互相熟悉、身份对等,行受贿双方关系的建立是以权力为基础,职权为纽带;二是判断赠送目的是否具有请托性,正常往来并不存在请托事由,更多是一种礼尚往来;三是判断财物流向是否具有双向性,正常往来通常有来有往,即财物流向具有双向等价性,而贿赂本质上是“以钱换权”“权钱交易”,财物流向具有单向性;四是判断往来数额是否具有合理性,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,正常往来有一定的标准、数额界限,而贿赂在数额方面往往明显超出正常往来范围。
杭州市钱塘区纪委监委第一纪检监察室主任李坤表示,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相关案件时,要抓住是否有“钱往权来”这一核心,重点围绕是否有具体请托事项、是否承诺或实际为他人谋利等要件,开展审查调查。
如杭州市钱塘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原党组成员、副局长华某,曾收受私营企业主水某以给其婆婆祝寿名义所送现金6万元,以及水某妻子春节期间所送价值上万元的项链1条。查办该案时,水某夫妇给华某的“红包”和项链被包装成人情和惯例,考虑到华某职务职权范围和水某公司经营业务间有极大“交叉性”,办案人员通过对“收钱+承诺或实际谋利”这一关键情况的深挖细查,瓦解了妄图使权钱交易变得“合理”的攻守联盟。
清除隐藏在“人情往来”背后的腐败,既要持续深化对“关键少数”监督,也要在完善体制机制上发力
“人情往来”掺杂了权、钱、利,就容易变成“礼贿不分”。部分领导干部在一声声同学、朋友、亲戚的问候中,丧失了对“人情往来”的警惕,看不清所谓“人情往来”的真实目的,落入了“人情往来”的陷阱。
台州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李巍分析,究其原因,一方面,有的领导干部对自身要求不严格,底线守得不牢,思想作风不扎实,有着“讲义气”“够朋友”的思想,容易被“人情往来”的糖衣炮弹所击中;另一方面,相关部门对党员、干部的监督管理不到位,日常监督和查处震慑不及时。
要避免成为被“温水”麻痹的“青蛙”,领导干部要从自身做起,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。江苏省扬中市纪委监委以“清风行动”为抓手,紧盯节假日、红白事中的“人情往来”开展专项监督,全面摸排、综合研判异常情况,坚决查处其背后存在的权力寻租、利益输送等问题,保持震慑常在,着力打破领导干部以“人情往来”混淆视听的幻想。
从案件查办情况看,“人情”腐败往往与受贿者的家庭有关,通过完善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、建设清廉家风、开展廉政家访等举措,有助于加强对领导干部监督。沙洋县纪委监委与辖区监狱建立警示教育合作关系,定期组织全县各单位领导干部及家属到监狱接受警示教育。干部及家属现场感受监狱真实场景、目睹真实鲜活腐败案例、听取前公职人员违法犯罪后的深刻忏悔,“零距离”感受因“一念之差”而与自由“一墙之隔”的巨大反差,内心受到深深震撼和冲击,进一步筑牢廉洁防线。
破除“人情”腐败,既要在“关键少数”监督查办上用功,也要在体制机制建立完善上发力。“围猎”者本质上看中的是被“围猎”者手中的权力或职务影响力,试图通过“人情往来”方式,为其在工程项目承接、职务提拔晋升等方面谋取利益。为做深做实案件查办“后半篇文章”,玉环市纪委监委注重“惩、治、防”同向发力、综合发力,“室室”联动对典型问题、表现形式、深层原因等开展会商研究,向市财政局、市城建集团等单位制发纪检监察建议,要求扎实做好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工作,推动制定完善财务报销管理、工程量计量工程款支付管理办法等制度,并引入第三方机构参与咨询评估,对工程承建方、监理方进行全过程监督,努力切断“人情”利益输送的发生路径。
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,斩断“围猎”与甘于被“围猎”利益链。浙江省温岭市纪委监委对巨额行贿、多次行贿的严肃处理。建立行贿人“黑名单”制度,将“围猎”领导干部、有行贿行为的企业和个人列入“黑名单”,实行动态管理和联合惩戒,提升行贿者违法成本,同时加大行贿案例曝光力度。努力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,推动优化营商环境,开通“纪企直通码”,拓宽企业监督举报渠道,有效推动标本兼治。